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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餐馆企枱的乐与怒

俗道“民以食为天”,但作为七大工业国之一的枫叶国,讲到吃这回事,可说落于人后。他们在吃方面不花太多脑筋。看那洋太太煮饭,厨房有小天秤,盐半盎司、糖一盎司、牛油两盎司、犹如药剂师配药,吃她煮出来的东西,也像吃药般味道不佳。反观中国菜,有近万年的历史,有着历史的精炼,色香味俱全,已经到了艺术水准。中国菜非但好吃,且品种繁多,特别是广东人,什么都敢吃,天上飞的,地上跑的,水里游的,凡是筷子夹得起来的都敢吃个不亦乐乎。中国人吃得素, 而且药膳同途, 比西餐养生。

两百年来,中国国力极弱,未能把炮艇开进密西西比河和泰晤士河,中国文化,到处给人看不起。但是饮食文化,却能脱颖而出,风行全世界。单是大多市和周边地区,就有七百多间唐餐馆,集中在中区唐人街。这儿有400多个店铺,其中80 多个是餐馆, 养活了一大批企枱。

吃是唐餐馆企枱乐事之一。有时我下午四、五点钟到一间餐馆,见到企枱和其他员工围桌吃饭,吃得热烈,而且连家中的伙食费都省了。这只是小乐。唐人街是我们的海外故土,保存着中国传统语言和文化。中国并非英语国家,因此作为移民族裔,有大量不懂英语的新移民。他们因为生计渺茫,或是故国政治不稳定,天灾人祸,万里飘蓬,背井离乡来到唐人街,公一份,婆一份做企枱,子女都能上大学,到了下一代,就完全归化了,成为专业人士。这是大乐。

有人抨击唐人街是妨碍归化的地方,其实是助人归化。有的子女,归化到不懂中文,难以与父母沟通。有林姓父子,老子在温哥华唐人街做企枱,小子努力读书,成为渥太华上议院议员的助理。有一次,老子到渥太华看小子。小子在机场接到老子,就把钥匙给他,说:“你在这儿等一等,我去驾车来。”他回来竟然找不到老子,找来找去皆无踪影。他哭丧着脸回到家,惊见老子安坐家中看电视。如果加拿大有“最佳归化奖”,此小子必定金榜题名。

我十九岁来加拿大读书,又在唐餐馆做企枱,工不误读,读不误工,完成了学业。我当企枱最乐的事,是从一大碗馄饨汤救了人一命。某天半夜接近打烊时,有人喝到大醉,跌跌撞撞扑进店内,大叫:“来碗馄饨汤!”那汤很大碗,他醉得东倒西歪,刹那间把头倒伏在汤内。我见状连忙一个箭步,把他的头拉上来,并大叫经理。经理疾步过来,把冰块放进他的衬衣里,他打了个冷战,人就清醒过来。道了声谢就结账离去。

我所知道最乐的事,是台湾驻美的一个公使。台湾当局要调他回去。他不想,因为唯一的儿子回台后,必须服两年兵役,再考留学试,极不容易。亲友问他留在美国可做什么。他说:“做华侨!”他在唐餐馆做企枱,学习餐馆行业,后来又做杂工。当地的外交官都认识他,然而他并不介意。后来他和太太开了有十多个座位的外卖店,再慢慢扩充,生意不错,现有三间餐馆,每间值一百万元。我为他的乐而乐。

餐馆是重要的生活场所。客人在这儿喝茶, 吃不饱的点心,谈天说地,结识朋友,可说是另类娱乐场所。而企枱行业不乏俊才美女,因此常有传奇故事发生。我家朋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,是国民党的上校。逃到香港后,住在天主教的贫民屋。他的儿子在英文书院读到中三,没钱再读下去,到酒店做企枱。有天他招待一对美国夫妇。

他们问,“你的英语为什么讲得这么好?”

“我曾在英文书院读到中三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读下去呢?”

“家中没钱。”

“你想不想去美国?”

“想,但没有能力。”

那对夫妇替他找到全额奖学金,并担保他去了美国,继续学业,最终成才。

有同学暑假在唐餐馆做企枱。老板说:“你明年再回来!”第二年,老板对他说:“你跟我的女儿结婚吧!我两间餐馆都给你。”

金庸的第三任太太是明报附近“金舫酒吧”的企枱。金庸在那儿与她相识、相恋而结婚。尼克松在任副总统时曾到香港公干,在希尔顿酒店(Hong Kong Hilton)的酒吧认识了一名女企枱,国民党将军的女儿。尼克松当选总统后,还未上任,加州一个与他接近的商人就担保了这女企枱全家去了美国。尼克松和她后来没有再来往,因为“东窗事发”,给夫人知道了。

语言、文化、环境的差异,使在加拿大生活成为新移民的挑战。然而他们都勇敢地面对一切,积极学习适应。他们不管在原居地职位多高,也只能屈就,先解决糊口问题,然后才从长计议。所以企枱是很多人过渡性的工作。有些年轻人重回校园,学成后转入自己的专业。有的生活稍微安定下来,就经营饮食杂货,达到了加拿大的生活水平,甚至成为拥有自住房子和两辆汽车的家庭。有企枱一边工作,一边考牌,成为投资顾问。有总经理从企枱做起,在食肆(Food Court) 拥有两间大排档,甚至拥有数间餐馆,或是大超市,每间值一百万。啊!唐餐馆的企枱,多少辛酸、多少曲折,令人惊叹!

也有不能摆脱这个行业的,一生就此葬送在唐人街。有同姓小同乡,读完硕士后,得到全额奖学金读博士,但不合格,奖学金没了。为了生活,他马上找了企枱的工作, 打算生活安定下来,再谋出路。怎知工作时间很长,又累,每天回到家里,没气力再做其他事情。他一干就是六年。离开了专业六年,已经没法再回去了。

中年移民很辛苦,不懂英语更苦。曾有一位先生对我说:“我初做企枱时,累到晚上睡不着。我来到加拿大,有苦自己知。”有总经理,移民后因为年龄、语言,和学历不被承认,干上了企枱,又累又受气。  他精神空虚,意志消沉,流连赌场以麻醉自己的劳苦。 朋友都说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赌博在企枱行业中是相当普遍的问题。他们有些是去赌场,但大部分是去唐人街的“大档”。起因是工作劳累,前途渺茫。也与他们的作息时间有关。他们下午都有两个小时的“落场”,但没有地方可去。为了消磨时间,他们跑到“大档”玩一手,乐极生悲,慢慢就养成赌癖。当然,华人社区也有不少正当的文娱活动,但多在周末,而企枱多在周一休息,无法参与。

企枱任劳任怨,以服务他人为谋生之道,工资不多,而且受气。有些食客,点的东西要求不太咸,不太淡,不太肥,又不太瘦,百般挑剔。有企枱找到抄牌员的工作,大乐,说道:“好了,现在我的顾客永远是错的了。”

餐馆是很难经营的行业,在各行业中倒闭率最高。根据不同的统计,第一年的倒闭率是60%到90%。一间餐馆的寿命,平均是五年。所以餐馆的工资,有时是在最低时薪之下,而且粮期时有不准。有些没有身份的小子和老奶,困在唐人街,拿着比最低时薪还低的工资,枫叶国的蓝天白云,空气阳光,都无法好好地享受。我的侄儿最先来加拿大时,在辛力加学院读英文。他在唐人街找到一份工作。那时最低时薪是七元,老板只给他两元,可怒也!有天他问老板可否多给他一点,老板指着店门,说道:“我的门开着,你可随时离开。”在商言商,本无不可,但言商到如此精明,可谓不枉此生。我协助侄儿拿到了全额奖学金,他发奋做人,拿到博士,现在发展得很不错。

华人社会的服务团体,应多推动劳工法律教育,对这些劳苦的人,是必要的必要,使他们可以依法讲法,有均等的机会去分享生产的成果。我的建议,必招唾骂。我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。知我者为吉之花,不知我者为凶之类。服务团体,还要在企枱“落场”的时候,多办文娱活动,使他们能读书看报,补习。还要办辅导服务,慰籍他们的劳苦,倾听他们的心声,为他们排难解忧,使他们对生活感到乐观,对未来充满希望,能跳出企枱的“牢笼”。

“法律援助中心” (Metro Toronto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Legal Clinic)的两次研究报告以外,少有人为企枱的劳苦说句公道话。我们华人于150多年前开始到加拿大定居,最早最大的行业是开矿,接着是筑铁路,往后的一百年,华人被摈弃于主流社会以外,只能自己开餐馆或洗衣店。企枱成为最大的行业。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,科技行业成为华人最大的行业,现在是计算行业,即电脑和会计。

我们是第一代华人专业人士,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加拿大读书。当时香港很穷,极少家庭能供子女出国留学,我们都在唐餐馆做企枱工读。当时流行一句话:“没做过企枱不能回香港。”没有唐餐馆企枱这个行业,就没有今天富裕繁荣的华人社会。我们建有“铁路华工纪念碑”,也应建“唐餐馆企枱纪念碑”!

图片1: 中区唐人街的餐馆(Source: Hicker Stock Photography)

图片2: 中区唐人街的企枱 (Source: Haibao.com)

图片3: 金庸与他的第三任太太

图片4:尼克松和香港女友 (Source: Big Pictures)

图片5: 非典时期加拿大总理克里靖(Jean Chretien)在东区唐人街进餐。左

为「多伦多东城华人商业协会」会长黄华棠 (Source: Canapress)
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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