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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把17年前抗非典的行李箱,传给了上一线的女儿

“你父亲抗过非典,你现在去抗这种新型冠状病毒,应该有信心,肯定能凯旋归来,不怕。”

2月2日,王婷临行前和父亲拥抱告别。

2月2日, 66岁的山西长治退休医生王卫国,把女儿送离了家。

36岁的女儿王婷,是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呼吸内科的主治医师,也是一个8岁男孩儿的母亲。作为山西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一员,王婷在这天 “出征” 驰援武汉。

送女儿登上大巴的那一刻,王卫国想起了17年前母亲坐着轮椅送别自己时的情景。2003年5月14日,他以长治唯一一批49人组成的救援医疗队成员的身份,坐上汽车,前往疫情严重的太原。

17年过去,在非典前线的细节已经有些模糊,但当初随身携带的行李箱,仍被王卫国完好保存至今。2月1日,女儿出发的前一晚,他把那个样式早已落伍的箱子找了出来,叮嘱女儿务必带去,也千万带回。

以下是新京报记者与王卫国的对话:

2月2日,山西省长治市援助湖北医疗队合影。图片来源:长治卫健委官网

撂了17年的箱子又派上用场了

新京报:女儿去援鄂,你支持吗?

王卫国:姑娘这次是第二批去的,但我知道,第一批她就想报名了。

我们出身军人家庭,我父亲是军医,解放后转业去了地方医院。我弟弟是当兵的,1976年唐山大地震,他是所在部队里第1批驾车冲进震中救灾的,拼了40天后火线入党。

疫情发生后,我跟姑娘说,你就应该去,一点犹豫都不应该有。因为第一,咱们是干这个工作的,第二,你是共产党员,党龄已经15年了,你不去谁去?

新京报:武汉疫情严重,你担心女儿的安全吗?

王卫国:要说我一点都不担心,那是瞎话。但我们家都是搞医的,大家对危险什么的都太清楚了,姑娘的单位又是个三级甲等医院,条件有保证,另外,我也关注新闻,电视上医疗队员们的装备比起我们当年抗非典那会儿,真是换了一个天地了。

好比说,我们当时穿的防护服还不是连体的,进隔离病房,套的是市面上买的长筒雨靴,又笨又重又闷,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疼,你再看现在?再比如,我们当时连面罩都没有,就用普通眼镜抵挡飞沫,后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副乌克兰援助的护目镜,大家都稀罕得不行。

新京报:为什么要让女儿带上你当年的行李箱?

王卫国:2月1日,援鄂医疗队出发前一天,姑娘值了个24小时的班,晚上11点才回来,说第二天早上6点半要走。临行前,我交代她拿上我2003年抗非典时用的行李箱。其实我们家也有好箱子,但我明确告诉姑娘,这是我抗非典时用的,就带着它。

我们一批去的医疗队有49个人,当时单位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行李箱,大概24寸,布做的,灰白色,里头放了些防护用品和日用品。说老实话,因为是匆忙赶制的,质量并不好,上面啥标志也没有,就贴了一张红纸,写的好像是医疗队专用。

从太原回来之后,我就把它当个纪念品,撂到库房里边,再也没用过了。一放就是17年,没想到这回又派上用场了。

之所以让她带这个箱子,就是希望她记住,你父亲抗过非典,你现在去抗这种新型冠状病毒,应该有信心,肯定能凯旋归来,不怕。我还特地嘱咐她,你回来的时候,其他东西都可以扔掉,但这个箱子哪怕它再破再烂,都必须给我带回来。

17年前,母亲说,你走吧,注意点安全

新京报:你当年为什么要去抗非典一线援助?

王卫国:那会儿我是我们医院(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)放射科的副主任。当时北京、太原、广州三地疫情最严重,太原病人多,收治不过来,省卫生厅发电令,命令我们医院在24小时内组建一支49人的医疗队,我记得从报名到出发不超过20个小时。情况紧急,我又是放射科的投照技师长,就主动请缨,带着我们科另一个技师和大夫去了。

新京报:去的时候是什么心情?

王卫国:大家都不轻松。疫情初期,由于对病毒认识不足,防护不够,省里医院牺牲了一位急诊科的主任,还有两个放射科的同行感染了。

新京报:什么时候告诉家人这个消息的?

王卫国:我报名时没和家人商量,当晚到家才告诉我爱人,第二天就要走。当时我姑娘还在上大学,我去了太原以后她才知道。

我母亲退休前也是我们这所医院的医务人员,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家属院,当时时间仓促,她身体又不好,我怕她担心,就没和她说。第二天出发前,我们单位搞了个简单的欢送仪式,没想到,我母亲坐着轮椅,被我们院小儿科的邓主任推过来了。起初母亲埋怨我,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她,我说来不及了。母亲说,那你走吧,注意点安全。对话很简单,因为都是搞医的,大家心里边都明白。

17年前,王卫国的母亲坐在轮椅上送他去太原抗击非典一线。受访者供图

新京报:当初在太原抗击非典有什么难忘的经历?

王卫国:在太原,我们支援的市第四人民医院是一个传染病医院,当时太原各大医院都有非典病人,但是它是个重点医院,人手非常紧张。到了那儿,我的工作就是给ICU的病人拍胸片,每个非典病人隔2-3天就要拍一张片子,以观察病情的变化,调整用药。

我们的工作其实危险性很大。但凡住进ICU的病人,生活都不能自理,拍胸片的时候,为了减少医护人员的感染,通常就投照技师一个人在里边操作。患者是仰卧位,我就得脸对脸地帮病人摆正位置,碰到胖点的病人,要帮他坐起来,在脊背后边放好X光片,再帮他躺倒挪动,可累了。

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,离开了病房我们就得消毒,衣服一层一层地脱,因为防护服密不透气,每个人都是满身大汗,回了住处必须得洗个澡。

新京报:那一个多月拍了多少张片子?

王卫国:我真记不住了,也不能瞎说,反正不少。17年了,我也没想到17年后有人会问我这个数字。

新京报:当时觉得害怕吗?

王卫国:也没什么害怕的感觉,我们队的49个人,不管男女,包括我们年轻的小护士,大伙每天下班开着玩笑就走了。这次疫情来了,有很多医院系统外的朋友问我怎么办,我安慰他们说不怕,但是这个不怕不是让你随心所欲,你勤洗手戴口罩不串门,怕啥?

“不能这边再儿女情长吧?”

新京报:你去送女儿了吗?

王卫国:姑娘出发前一晚,我其实一宿没睡。2月2日一大早,因为我爱人要在家里看小外孙,我和女婿一块儿送的姑娘。6点多出发,天还黑着,开了车灯,一路上大家都没怎么吭声。我是个感情不外露的人,顶多嘱咐她多注意防护,其他也就不说了。

7点到了姑娘单位,院领导举行了简短的欢送仪式,我们再继续把姑娘送到集合点,差不多9点,姑娘就坐上大巴去太原了。听说有的护士凌晨还上着班,早饭都没吃就出发了。

直到临行前,我和姑娘才互相嘱咐了两句。我说,你多注意。她说,你在家跟我妈保重身体。我说,没问题,给你看好小孩子,安心走吧。他们都着急着赶去太原和省里其他的医疗队会合,告别的时间很短很短。

临上大巴,姑娘突然转身抱住我,哭了起来,我都来不及反应,安慰她,别哭,坚强点。当时现场乱哄哄的,喇叭、发动机都在那儿响,她的同伴也催她快走,姑娘再说了什么我也没听清。目送他们离开后,我和女婿才回家。

我们家是很传统的中国家庭,起码成年以后是没抱过的,连结婚时也没有。

新京报:送女儿走的时候,你在想什么?

王卫国:我的想法很单纯,就希望姑娘快去快回,但要说是不是后悔让她去,没有,从来没想过,到现在也没有。

新京报:女儿到了武汉后,跟你们联系了吗?

王卫国:姑娘下了飞机,给我发了个微信,说她到了,一切都挺好。凌晨1点,姑娘说他们在宾馆,马上要培训了,至于几点结束的我也不太清楚。我理解,疫情这么紧张,哪还有心思四平八稳睡觉?肯定是连轴转的嘛。

这两天,姑娘信息发得更少了,偶尔吃饭的时候拍个吃的照片丢进家人群,一句话都不说,看得出来他们时间很紧张,吃完就得走。

新京报:你们会主动给她打电话吗?

王卫国:姑娘跟我们约法三章了:不能主动给她打电话,不能主动跟她视频,只有她闲了才跟我们联系。我也理解,你在有病毒的病房里边,有可能接手机吗?

2月4日那天,有记者来采访我,要求我跟她联系一下,我说我不敢。记者自己拨通了她的电话,话没两句,姑娘说我现在马上要进病房了,就挂了电话。我知道,咱们山西这支医疗队去了是跟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在一块儿的,中日友好医院很有名的,如果来回接电话,人家会低眼看你的:你啥人?来工作来了还是打电话来了?所以她一进病房就关机。

从去了到现在,别说10分钟,姑娘1分钟的电话都没跟我们打过。也对,既然去了那儿,不能这边再儿女情长吧?
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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